还说我五岁多那年

　　母亲名义上念过初一，实则成绩不好，常停课去参加学校或公社组织的宣传活动。自幼声音清脆、模样乘巧的母亲，在学校、在公社文化站的简易舞台上载歌载舞，活脱脱一只欢快的鸟。以致后来离校了，也常叫去排练、表演，当然，这是可抵工分的。
　　
　　母亲是青涩的，怕别人笑她结婚早，怀上我后，更羞于出门，总穿得严严实实，还用洗净的布紧紧地勒住渐已**的胸脯，以证“清白”。可曾想，1976腊月出生的我，无法正常吸吮她那内陷变型的乳头。我饿得哭，母亲的乳汁却排不出，进而膨胀化脓。那年月，生了小孩本就没啥营养品补身，侧下身就痛彻心脾的母亲，更是吃不下父亲端来床头的红薯稀饭。后来，终请来一赤脚医生，在家给母亲施手术。医生将母亲的双乳划开，挤出淤脓，填上浸着药水的棉花，还喃喃地道“不懂事、活受罪啊！”一旁的母亲，却已昏了过去…
　　
　　母亲因生我而遭罪，迷信的说法，我在相克她，为有个好兆头，外婆提议将我抱养给有富贵相的大舅。抱养是种形式，我仍在家里的。身为教师的舅妈不信迷信，却也高兴，给我买了两套衣服与几斤白糖，包括四个表姐，更疼爱我了。还在牙牙学语时，顽皮的表姐们就教我叫父亲“保保”，叫母亲“奶奶”，叫大舅“大保保”，叫舅妈“妈妈”(方言中曾有叫妈妈“奶奶”的，真正的奶奶叫“婆”)。
　　
　　外公是大大咧咧的老实人，外婆有结核病，受些凉几乎就整夜咳不休。父亲白天要忙家务，同照顾母亲与我，夜里也得起床几次，将洗净的米和些水捣成浆，在锅里熬成稀糊状，加些白糖倒入奶瓶中，喂早已张嘴乱舔的我。那时雨水多，雨伞是奢侈品，恰好当地盛产麻竹。麻竹叶子大而厚，韧性好，父亲便在附近收购竹叶，在家编织斗笠去卖，以换回我的口粮-白糖及一种不知牌子的叫“炼乳”的营养品。
　　
　　母亲的手术恢复得慢，坐满月时，还全身乏力，也更瘦了。父亲怕母亲累着，不让她抱我，遂将我放入装有两截大竹筒作滚筒的摇篮里。母亲用手来回的推，嘴里哼着小曲，眼睛似落在了我的小脸上。而好几次，在给附近人家犁田耙土时，父亲用块似披风的布将我兜在背上，也不觉累，“唷、唷”的吆牛声倒更加响亮。或许是这声音，或者是随父亲在牛脚窝上下起伏的摇晃，几月大的我，叨个空奶瓶，总能呼呼睡去。
　　
　　时光如梭，我五岁多时，幺爸也结婚了，父亲随同村的一老师傅成了一位木匠。那时没通电，如豆的煤油灯下，父亲骑在弹了墨线的一截木料上，用戳子打家具接缝处的穿销眼，母亲在旁递木料与收拾木渣。父亲很细腻，做的木门与柜子遇表面有结疤或虫眼的，即用熟红薯团混些锯木粉末捏匀后抹在那里，干了后很是牢固，俨然如同自生的。所以，去城里卖时，往往比他师傅做的还受青睐。
　　
　　自然，我是最盼父亲骑着自行车驮着木料回来的。看见他那鼓鼓的中山服袋子，老远我就迎上去，踮着脚掏-或镶着芝麻粒的粑粑，或油黄的脆麻花，或晶莹的水果糖，父亲总不忘带回零食。当然，后来长大些了，不是为零食，我也会常蹲在院外的麻柳树下盼父亲。特别是晚上，透过过往汽车的光柱(我家门前是遂宁至重庆的省道路)，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心里才觉踏实。
　　
　　还说我五岁多那年，我们复兴公社未行赶集的，而是逢每月尾数2.5.8，到相邻八公里外的龙凤场。龙凤场靠涪江河，有个小白塔发电站，人气自然很旺，过江渡船的汽鸣声在赶集天传得很远。那次，父亲去龙凤场卖能自觅食的小鸡。背个大背篓，近二十只小鸡装在里面，盖着块布，却叫过不停。父亲在前走，那只母鸡疯了似的“咯、咯、咯”在后面追，赶也赶不开。平时我就爱用小手抓些谷子、糠粒喂它们，瞧着那母鸡，准备随外婆上庙的我伤心地大哭。父亲折回来，知道我的意思，又抱又哄，“发娃，把鸡卖了给你买好吃的。”“保保，小鸡仔仔和抱鸡母(方言母鸡之意)好遭孽嘛，莫卖了！”我仍不依，外婆走过来对父亲说：“你干脆就让他一起去嘛！”父亲一句“我们一起去把小鸡卖给好人”，于是，我也去龙凤场了，在来往的路上，父亲多将我驮在肩上或放背篓里。没想，我第一次看见渡船，却是一群小鸡成全的。
　　
　　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计划生育在全国搞得轰轰烈烈，迫于那股风气，怀着弟弟的母亲，常到在龙凤场的二姨家去避风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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